晋朝之后是什么朝代

公元316年，匈奴攻破长安，国祚五十一年的西晋王朝由此化为尘埃。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，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称帝，是为晋元帝，历史上则称为东晋。

东晋于公元316年正式建立。事实上，早在永嘉之难,时代，司马越就在王导的帮助下开始在东晋建立政权。但是很聪明，他知道当时做皇帝不是明智之举，所以只选他当，而西晋名义上的皇帝司马烨成了攻击的对象。

直到公元316年匈奴攻破长安，司马睿收到了司马邺的诏书：即允许让司马睿继承皇位，然而与之相对的司马睿则必须中兴晋室收复失地。有这层关系，司马睿虽无心北伐，可是对于祖逖的北伐他也不加以阻止，因为他必须得对天下人有所交代。

司马睿澄清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后，正式称帝，使东晋在江南得以安宁。，我们来谈谈司马睿建立东晋的那些事情：

王氏家族扶持司马睿

司马睿初到江南，其实并没有占据什么优势。当时八王之乱即将结束，西晋皇室损失惨重。为了平息各方势力，司马越派幸存的西晋宗室举报信到长江南北或镇压叛乱或守卫地方，而司马睿则趁此机会渡河来到江南。

当时，除了司马睿，还有另外四个王子分别过河。他们是西阳王司马羕、南顿王司马宗、汝南王司马佑、彭城王司马纮.当时江南有一句谚语叫做：“五马渡江去，一马变为龙”，,意思是五王子之一将成为未来的九五至尊.

这五位王爷都并非司马炎嫡系子孙，按常理来说他们一位都无法继承王位。然而当时晋武帝的嫡系子孙大多都已经死于战乱之中，而想要维持晋朝江山，只能从这五位旁支血脉的司马氏子孙之中挑出一位来继承王位。

五个人本身没有血缘优势。况且都是皇族旁系支系，本身并没有多少权利。所以，真正比较起来，五个人差距并不大。

然而司马睿比较终能够胜出，靠着的则就是王导背后的琅琊王氏：早在洛阳之时司马睿与王导就有深交。当时王导早已看出晋室江山的颠覆已经不可挽回，而王导则为了家族以及晋室江山考虑，则劝谏司马睿尽快回到其封国，以免危及自身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王导的决策是非常明智的，也正是靠着这一层关系，司马睿很多事情都需要依靠王导。司马睿出镇下邳，不久迁安东将军，请王导担任安东将军司马，军事谋划，都听从其安排。这一系列事情奠定了王导的特殊地位。

在军事方面，司马睿得到了王氏王敦的支持。早年，王敦的族弟王彦利用职务之便，安排王氏家族的子弟在晋朝南北活动。目的不言而喻：就是在西晋危亡之时为家族找一安身立命的地方。王彦此举使他备受争议，但他的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之举帮助建立了东晋，王敦因其族弟安排，被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。

靠着王导的谋划以及王敦军事上的支持，司马睿有了称雄的资本，因而得以在江东站稳脚跟。“王导主内，王敦主外”的局面让王氏家族的势力与日俱增，而由此形成了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东晋门阀政治。

王导助司马睿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

永嘉之乱,之后，大量的乡绅南下。但是到了后世，我们会发现，南迁的士绅大多根基不稳，而早在汉朝就已经根深蒂固的门阀如太原王氏，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,却坚持留在北方。从北方逃到江东的士族，后世称之为侨姓士族，琅琊王就属于这一类。

琅琊王氏的根基不在江东本身，所以他们的到来无疑压制了江东士族的生存空间，而王导本人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出于家族的考虑，他必须尽快帮助站稳脚跟，他必须依靠江东宗族的支持来帮助站稳脚跟。

当时江南士族顾荣、贺循两人为士族，而想要站稳脚跟，司马睿则必须得跟他们打好关系，而司马睿本人则专门派遣王导前去邀请二人，二人应约也由此吴地的百姓得以归附。

晋书.王导传:相传司马睿刚到建康之时，其人心不附，而王导等人则为了帮助司马睿迅速获取声望则为其创造声势。正巧某天司马睿外出公干，而王导则特地为其安排了威严的仪仗，并不顾身份为其“造势”，和王敦两人 骑马在旁边侍从，而江南见到此等现象后十分诧异，一个接一个的随着司马睿行拜礼。也有一则轶事

历史书上的经典往往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描述一件事，但我们不知道这种简单的论述之后有多少困难和障碍；我们不知道王导是怎么让古戎和何逊支持司马睿的。但作者认为历史绝不是这么简单，因为史书没有详细描述，作者很难推测。

但是，司马睿能够得到江南士绅的支持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王导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推动既没有资格也不是特别出彩的司马睿登上皇位。同时，为了进一步获得江东氏族的支持，王导继位后多次劝司马睿重用以古戎为首的江南贵族氏族。

王导帮助司马睿建立了东晋，王氏门阀也因而水涨船高，成为了后来的东晋四大门阀之一。然而琅琊王氏的崛起无疑是打压了江南本土士族的发展，这又牵扯出了一个新的矛盾：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，这样子的矛盾影响了之后的东晋政局。

司马睿的尴尬地位

在王兄弟的帮助和江南士族的支持下，在江南站稳脚跟，于公元317年登基称帝。至此，东晋的建立已经告一段落。

然而，在这个迷人的宝座后面是无数的悲伤：司马睿看似是高高在上的皇帝，然而其只是名义上的，当时朝廷的决策权利都掌握在王导等侨姓士族的手中；而江南士族虽没有参与中枢之权利，却在当地经营多年，故而要想站稳脚跟司马睿也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。在世族门阀主政的情势下，晋室皇族一方面要紧紧依靠南迁世族的支持，才能维持偏安统治；另一方面，东晋皇帝又以“共主”身份，居间制衡和调整世族之间的内部矛盾，成为世族高门利益的“平衡器”。

司马睿不想解决这种情况。为了制衡闸阀的权力，他还试图用两种力量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利：一股是刁协、刘隗为首的寒门子弟；一股是随司马睿南渡健康的司马氏王爷。

但是刁燮和刘晶的一系列决策损害了门阀的利益，所以被家族抢走，比较终导致了“王敦之乱”;而司马睿南下的报告属于皇室，当时他没有太大的权力，那么他为什么要与根深蒂固的门阀势力作战呢？

所以这种政治模式从东晋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善过。即使梁武帝后来从家族手中夺回了权利，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反而让司马道子开始坐不住了。